作者：军队 提交日期：2006-12-10 22:53:00

今日闲翻书，见有一册明代人程济写的一册秘书，叫《遁甲法界灵华秘册》，此书为手写本，字迹工整清雅，上有不少前人圈点。此书《序》中说他明初在四川岳池县当教谕（相当于县教育局局长），岳池距离他的家乡大约五千里路，建文元年通晓术数的程济见火星占据天空中心,便上书说：“预计明年北方要起兵乱。”说明年燕王朱棣要造反。朝中大臣都认为这是危言耸听，要将他处死，程济说：“如果明天燕王不起兵，再杀我也不迟啊。”。于是建文帝下诏书将他下了大狱。第二年果然朱棣起兵“靖难”。建文帝这才信了他，任命他为军师，封为翰林学士。建文四年，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守城的将军打开了南京金川门，燕王兵冲杀进去，向皇宫冲去，情况十分危急，程济忙说快去取出高皇帝（朱元璋）临终前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匣子，打开一看，里面放着三件僧衣，三张度牒，还有剃头刀、百金一个的银锭十个。椐有的史料记载，匣中还有一张纸上写着：“应文从鬼门出，应能、应贤从御沟出。”应文当然是建文帝，建文帝从故宫的鬼门（北门，死人抬出之门故称鬼门）逃走；翰林学士程济遂与杨应能、叶希贤(应贤)等大臣从皇宫的下水道逃出，再与建文帝夜会于神乐观（一道观），那神乐观门前有一小河，河中早有一只船等着，那观中道士叫王升，他头一天就在此等待，原因是他前天做了一个怪梦，梦见太祖（朱元璋）托梦来，告知今日之事，令他今天预备船等于此云云。从此建文帝君臣便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成为千古之迷。程济说这都是因为遁甲之功，还告诉后来有缘见到这册秘籍之人，一定要“抱道修身，建功立业，归潜名山，慎勿浪传。”.从落款看,此册成书的时间是明代甲戌年春,即公元1454年,已是建文帝失踪52年以后了。

　　

　　　

　从书的内容看，这是一本古代占卜方面的秘书，年代不可考，从纸张上断，应在清代早期，但清代之书一般不写“大明”、“皇明”之类称谓，如果查出，是要杀头的，加之此书不避“玄”字，如果断在明末清初，还是可以的。另外，此书有数方古印、印文古朴、似非清以后物。印文有四方文字不识，有一方闲章文为“左右逢源”。不知为谁家之物。　

　　

　　

　　　　

 历史上建文帝朱允炆，到底是烧死了？还是出家了？还是流亡海外了？还是隐居山林了？这恐怕是千古之迷了。这个迷在明代就不能解开，史载明代万历皇帝曾和大臣张居正专题讨论过此事。张居正是当时博古通今的大学问家，有一次万历皇帝问他：“老张，你说这建文帝到底是不是跑出皇宫了呢？”老张答道：“此事国史无考。”万历还不死心：“《实录》记载烧死了有可能吗？”老张巧妙回答：“说他烧死了，能不封不树吗？”看来《明实录》不实啊。你又想想看。哪一个朝代的“实录”又实呢？史要下一朝代才修，过上他一百两百年的，誰还弄得清楚呢？既然，那些修史的饱学之士都搞不清楚，又何况我等小小的读书人呢？　　

评论人：wwwhql 评论日期：2006-12-10 23:38

据三湘都市报8月25日报道 明朝建文四年(公元1402)，应天(今南京)发生“金川之变”，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率军攻入京城，建文帝神秘失踪。他逃到哪里了？是做和尚去了，还是混迹于民间了？多年以来人们众说纷纭。今日下午，湘潭市文联召开“明建文帝落籍湘潭”课题研究新闻发布会，为这一谜题提供了又一新的答案：湘潭锦石何氏始祖何必华即是明建文帝朱允Χ。

湘潭市文联副主席何歌劲告诉记者，他系湘潭锦石何氏十八代后裔。湘潭锦石何氏内部历代流传着一个传说，始祖是明洪武皇帝的后裔，从血海中逃出，娶妻湘潭银塘何氏，躲藏于岳家，遂改姓何氏。但此说法因为无资料可凭，无法深究。2005年10月5日，他在老家射埠镇民间意外得到了《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第八册，他据其中所载第七代祖出生年月，与自己的出生年月相参照，推导出平均年龄代差，又从而上溯估算出始祖当出生在明初洪武年间。对照历史背景，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始祖极有可能就是在“靖难之役”中失踪了的明建文帝。

在此之后，他按捺住心中的激动，开始了5年探索之旅，广搜资料，潜心研究，先后获得《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湘潭银塘(五甲)何氏族谱(八修)》、《湘潭银塘四甲何氏支谱(四修)》等珍贵的族谱资料，并最终对建文帝下落得出全新结论：明永乐二年，明大将何福之弟何禄及禄妻戚氏，何禄之子魁二、魁五与何福季子魁六，祖籍湘潭、原任左军都督顾成之孙顾兴国，战殁鄱阳湖的旗武将军齐成之子、千户齐兴(齐白石宗族之始迁湘潭祖)，以及他们的眷属，共同组成一支极具隐蔽性的队伍，护送建文帝朱允Χ由江西抚州临川来湘潭。朱允Χ先隐居于银塘，后移居于县城东隅金泥湾(今栢荫塘)和西南乡之碧泉，并在湘潭娶土著何氏何惠之长女，在湘潭传下后人。此族后人于清乾隆年间建宗祠于锦石之阳，称湘潭锦石何氏。因而湘潭锦石何氏始祖何必华就是明建文帝朱允Χ。湘潭旧城内迄今犹存的著名古迹“三义井”，即为此族第三派后人何萱所开掘。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学者毛佩琦对于何歌劲的这一发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何歌劲先生的说法是全新的。”“他提出了全新的材料和全新的结论，使几乎无路可走的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有可能再次推进也许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建文帝下落之谜将就此揭开。果能如此，厥功伟矣！”

湘潭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廖才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张德信，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副社长胡如虹等出席了会议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会上，何歌劲向与会专家和代表展示了由其所著的刚刚刊发的《建文帝之谜》一书，并公布了建文帝网站网址(www．jianwendi．com)。

评论人：wwwhql 评论日期：2006-12-10 23:43

40年前，我作为中央教育部、卫生部赴湖南湘潭“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的一员，来到了湘潭。那时，我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三年级的学生。我们从1964年10月20日离开北京，到1965年 6月15日离开湘潭，一共8个月。期间，除了春节的几天，由湖南省委安排我们到长沙休整学习，看了李谷一演的花鼓戏《补锅》、《打铜锣》外，每日每夜都和当地的干部百姓在一起。用当时的话说，阶级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有三分之二的农村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进入生产队一片茫然。不用说，各种情况一无所知，就连湘潭人说话我几乎完全听不懂。但是，至今仍然让我感到自豪的是，三个月之后，我就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当地话，老百姓甚至认为我是当地人：“怕不是韶山来的？”我们有开不完的会，需要不断地说话，从此，每天用湘潭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如同公式一般的语言，既有从文件上来的，也有假借群众的口编出来的。当时，灯光昏黄，满屋弥漫着“喇叭筒”喷出的烟雾，沉重得几乎窒息的空气。我的感觉是，直到“四清”运动结束，老百姓也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来的，这运动要达到什么目的，尽管我们一天到晚地说，我们认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对这些“飞鸽牌”的工作队员，老百姓难得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但是，我还是能感到当地农民的质朴、真诚，特别是当说到他们的家、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田土禾苗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真感情。运动无疑按程序“胜利”结束了，我们离开的时候村民们都到大道上送我们，那真是扶老携幼，依依惜别了。

车轮和汽笛把一切都抛去了。湘潭的山水、百姓却成了我永远抛不去的记忆。为什么说了这么多还言不及义？没办法，一遇到湖南人我就说个没完，我常常自认为我是湘潭人。20岁时种下的乡情不能改变。你想，一个湘潭人给我寄来一部书稿，还不让我先说说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吗？而这次让我和湘潭再续前缘的是何歌劲先生的《建文帝之谜》这部书稿！关于建文帝的研究正是我关注的一个课题，就使我在乡情之外更加兴奋。

明建文帝的踪迹之谜，自明成祖登上皇位的那一天起，就一直众说纷纭。几百年来多少学者殚精竭虑，踏遍铁鞋，也没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或说至今还没有一个结论足以说服大家，可以被大部分人都认可。为什么几百年来大家对这个题目如此热衷呢？首先，因为它确实是个谜。解答历史之谜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还有，建文帝在靖难之役中失败了，历史把他推到了弱者的位子上，人们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对他给了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希望他没有在那场大火中被烧死。但，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是人们支持他的政策。希望出现一个明君治理天下，对他的失败感到惋惜。建文帝执政，是在洪武年间的霜锋雪剑的严酷之后，如同阳春煦日温暖人间。因此，建文四年的统治，被明代人形容为“四载宽政解严霜”，对之称颂有加。建文年间，社会安　定，民风淳厚，一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安于生业，家给人足，外户不阖，路不拾遗，很少有人犯法。祝允明在《野记》中说：“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建文二年，1400）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⑴

20多年前，我把建文年间的施政概括为“建文新政”。这个提法已被很多学者所接受。

相反，燕王在靖难之役中提出的口号，是“恢复祖宗旧制”。试想，回到洪武时期的严酷的统治方式，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

那么，方孝孺等人的死，就不仅仅是因为忠君。他们的死是为建文新政殉身，是为了建立一个以儒家政治理想描述的社会，是对暴政的抵抗，是不希望再回到朱元璋式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盖不幸自古失国者，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⑵

方孝孺在《郊祀颂》中称赞建文帝的爱民，说他“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宁阙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作为建文帝的主要谋臣，方孝孺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他甚至要恢复周朝的井田制，解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的问题，以建立一个“但使人人有田，田各有公，通力趋事，相救相恤”的社会。

所以，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就说：不能“以一死抹过先生苦心”。方孝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 “以生民为虑，以王道为心” 的出发点。这就是方孝孺之所以为方孝孺。他迂而忠，但并非愚而忠。

那么，建文帝的下落为什么会如此歧异呢？首先历史记载就是相互矛盾的。

《明太宗实录》这样说：

上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騃耶？吾来为扶翼尔为善，尔竟不谅，而遽至此乎？”…… 壬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⑶

《明太宗实录》修于宣德年间，由于政治原因，官修的实录代表官方利益，一些关键和微妙的事常常是不可信的。按实录的记载，建文帝已被烧死，而且还得到了礼葬。有的说用的是亲王之礼，有的说用的是天子之礼。⑷无论亲王之礼还是天子之礼都是极为隆重的。果然如此的话，有谁见过殡葬的仪式？坟墓又在哪里呢？从当时的政治需要来看，如果建文帝死去，就可以绝天下人的系望，明成祖朱棣就可以更安心地做皇帝。显然，明成祖朱棣希望建文帝离开政治舞台，甚至离开人世。《明太宗实录》的记载目的就是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然而既没有人看到给建文帝如何发丧，也没有人见过建文帝的坟墓。“实录”不是在有意说谎吗？也有记载说安葬建文帝是“不封不树”的。按天子礼安葬，怎么会不封不树呢？感情的偏执，可以使人们不顾起码的逻辑。以情理推断，对朱棣而言，哪怕有一点可能掩人耳目，也会为建文帝造个墓了事。正因朱棣连自己都欺骗不了，才不可能发丧建墓，因而才使民间出现那么多谣言。

既然明人对建文帝的下落已经说不清楚，300年后，清代由张廷玉主持编写的《明史》就更加莫衷一是了。《明史》写道：

谷王橞及李景隆叛，纳燕兵，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

或云帝由地道出亡。

在短短50多个字中，便有3个相互矛盾的说法：一、不知所终；二、焚死；三、由地道出亡。

自燕军攻入南京（建文四年，1402）起，直至清朝雍正十三年（1735），300多年过去了，关于建文帝的下落仍然没有结论。当年参与编修《明史》的都是饱学的名士，在修《明史》时搜集了大量官私史料，经过认真的分析研究。《明史》向以体例严谨、叙事缜密而著称，但我们在这部煌煌“正史”中，对建文帝的踪迹却不知所从。

其实，我们不能怪清廷的史臣们无能，因为《明太宗实录》有意作假，而以后力图追求真相的人没有搞清楚，从而造成官私史书的记载越来越混乱了。

除了建文帝下落事实本身模糊不清外，还有两件事助成了人们的猜想。

第一件，就是《明史•姚广孝传》的一段记载说：

永乐）十六年三月入觐，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庆寿寺。车驾临视者再，语甚欢，赐以金唾壶，问所欲言。广孝曰：“僧溥洽系久，愿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录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给事中胡濙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系十余年，至是，帝以广孝言，即命出之。⑸

人们常把此事作为证明建文帝为僧和出亡的依据。其实，作为燕王朱棣的主录僧，姚广孝要求释放被久系的溥洽，不过是对于同为主录僧的溥洽的同病之怜。他们一个服务于燕王，一个服务于建文帝，各为其主。《明史》的说“有言建文帝为僧遁去，溥洽知状”，“有言”二字并不是确有证据的说法，仅仅是一种推测。又说“或言匿溥洽所”，“或言”如同“有言”，也是没有确据的说法。从姚广孝的话中，我们看不出溥洽与建文帝的出亡有关系。相反，姚广孝在临终前请求释放溥洽，倒可能是希望为溥洽洗清仅凭传说就将其关押的冤枉。以朱棣对建文遗臣的残暴处置看，如果溥洽确与建文帝的出亡有关系，是不会被轻易放过的。 　　

评论人：wwwhql 评论日期：2006-12-10 23:50

另一件，是明英宗正统五年发生的一件事。 《明英宗实录》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丁巳：

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云：“我建文帝也。张天师言我四十年苦，今数满，宜还国。”谒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师。会官鞫之。其姓名为杨应祥，钧州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游两京、云、贵，以至广西。上命锢之锦衣卫而死。同谋僧十二人俱戍边。

这件事本末清楚，记载详尽，应该无可怀疑。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至英宗正统五年（1440）不过63岁，老僧自称90余岁，肯定是假的。经审问，老僧有名有姓，鞫狱之人必不敢杜撰。这是几个僧人共谋的诈骗事件，由90余岁的老僧杨应祥假冒建文帝，最后事情败露。结果，老僧被关入锦衣卫而死，同谋僧人被处戍边。

建文帝被推翻，经过永乐22年,洪熙、宣德11年,正统5年，已经过去了38年。建文帝即使在世，也不过是个落魄的老僧，他的手中已没有一兵一卒。朝廷已没有必要为他的出现而恐惧。事实上，朝廷的处置也很有分寸，仅将杨应祥一人关入监狱，其余人处以戍边，并未斩尽杀绝。

然而，杨应祥的诈骗案虽然了结，一些人偏偏不愿相信那是诈骗。消息不胫而走，人们为此拓展出更大的想象。于是在传说和猜测中这个杨应祥就成了建文帝。到万历年间，就连久在朝中任职，熟悉典故制度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对建文帝的事也已经说不清楚了。

甲戌年（万历二年，1574）今上（明神宗朱翊钧）御日讲，问辅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张居正对曰：“此事国史无考，但相传正统间，于云南邮壁题诗，有‘流落江湖数十秋’之句。一御使异而询之，自言建文帝，欲归骨故土。遂驿召入宫养之。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盖江陵（张居正）亦不曾记忆《英录》中有此事也。⑹

对于不清楚的事，人们用自己的想象，填补了一个个空白，编织了一大篇故事。建文帝出亡说因此广为流传。

出亡说最早是暗暗流传的。建文帝的事解禁后，人们就公开谈论此事了。为了不得罪官方，人们就给建文帝加了“逊”、“让”之名。既然建文帝是“逊国”，是“让国”，朱棣的即位就不是篡夺，就是顺理成章的。一让一即，有让有即，两全其美，既满足了民间希望建文帝还活着的心理，也给官方留下了面子。

明朝万历年间，关于建文帝的传说越来越圆。程济《从亡随笔》、许仲彬《致身录》相继出现。故事情节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完整。但是其中的矛盾是显然的。

比如，建文帝归来，就有宣德元年（1426）说，有正统五年（1440）说。其结局就有 “一夕暴卒”说，有老死宫中说。其安葬有“以公礼葬于郊外”说，“竟葬西山，树碑曰‘天下大一法师之墓’” 说和“不封不树”说。⑺

至于传说中建文帝在各地的遗迹，就太多了。

▲建文帝曾藏在四川平昌佛罗寺，死后就葬在寺后山坡上。因建文帝经常在寺中面向京城哭泣，后人就将佛罗寺改称为望京寺。

▲建文帝从云南大理逃到四川宜宾越溪河，隐居于隆兴，死后葬在隆兴的地下塔林（俗称空山，凿空山地而建墓）。甚至传说清康熙帝也曾来到越溪查访建文帝的遗迹。

▲云南武定狮子山，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山正续禅寺驻锡。寺中现有惠帝祠阁，阁内彩塑三尊僧像，中间一尊身披袈裟，背靠龙椅，据说就是建文帝像。像为清康熙初年所造。龛额书“明惠帝”三字。阁前对联为：“僧为帝，帝亦为僧。数十载衣钵相传，正觉依然皇觉旧；叔负侄，侄不负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狮山更比燕山高。”据说寺内的乾坤双树、龙凤翠柏、月潭潜龙等十余处景物都与建文帝有关。

▲重庆市的龙兴古镇，相传建文帝曾在此地的龙藏寺为僧，“龙兴”亦因此而得名。

▲重庆市瓷器口宝轮寺，相传建文帝曾隐居于此。后人因将所在的白岩山改称为龙隐山。宝轮寺也就称为龙隐寺。

▲建文帝扮成僧人跑出南京得到了溥洽的帮助。建文帝先隐藏在江苏吴县普济寺，后经姚广孝帮助，隐藏在穹窿山皇驾庵，死后就葬在穹窿山上。

不一而足。

对于明清以来出现那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怎么解释呢?

就神话或民间传说形成发展的规律而言,可以借用胡适先生的话来解释: 凡故事的演变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证。⑻

建文帝传说的发生和演变正符合这一规律。由于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传说，随着时间的延长，传说内容不断扩大，不断丰富，越说越神，越说越圆。和许多不断演化的民间传说一样，关于建文帝下落的追寻，对于许多人来说已经远离了史学或学术，成了一种纯粹的感情牵挂。

在建文逊国说最盛的时候，明代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明末清初的查继佐，都对建文帝出亡传说的种种矛盾进行过辩驳。

比如，传说中工部尚书严震出使交阯，在云南路遇建文帝，后羞愧自杀。事实上，永乐时期确有个工部尚书姓严，但他叫严震直，而不叫严震。而且，严震直是在洪武二十八年，由明太祖朱元璋派往交阯的。严震直在建文年间曾致仕，永乐年间又被起用，但永乐年间并无出使交阯的事。永乐年间，严震直以工部尚书的身份巡视山西，结果，在走到泽州时病死。⑼与传说中严震死在云南完全不同。

沈德符说：

当时，倘令故臣随行，必立见败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录》者，谓其先世曾为建文功臣，因侍从潜遁为僧，假称师徒，遍历海内，且幸其家数度。此时苏、嘉二府逼近金陵，何以往来自由？又赓和篇什，徜徉山水，无一讥察者？况胡忠安公（按，即传说被永乐皇帝派出侦察建文帝行迹的胡濙）之出使也，自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报命。观《忠安传》中云，穷乡下邑，无不毕至。胡为常州人，去此地仅三舍，且往来孔道也。岂建文君臣能罗公远隐身法耶？

所幸伪撰之人，不晓本朝典制，所称官秩，皆国初所无。且妄创俚谈，自呈败缺。一时不读书、不谙事之人，间为所惑。即名士辈亦有明知其伪，而哀其乞怜，为之序论，真可骇恨！

盖此段大谎，又从老僧杨应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传于世，误后学不小。

又《传信录》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传至世宗皆建文之后。此语尤可诧。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传顺帝为宋端王合尊幼子二事，而附会之耳。乃不自揆，僭称“传信”，此与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异？庸妄人自名为信，他人何尝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职，以至于此。⑽

明末清初，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关于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说法，就罗列了23种之多。因为没有确切证据，作为严肃的史学家，查继佐提出“十六辩”,即“十六疑”，对它们一一加以驳斥，把23种传说全部否定了。

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十人闻之，后此无一败？疑一。

鬼门可出，水关何必复导？疑二。

金川既启，廷臣惊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遽入大内？小臣能入而不能出？疑三。

兵势汹汹,此何时？而神乐道士惓惓梦中之言，舣舟待命？疑四。

且二十二人信宿王升处也，疑五。

遁野亦多人，而必以为尽与帝周旋，疑六。

亡名者必诬之以名，疑七。

仲彬家吴，吴之人无踪迹取功名者乎？疑八。

得相聚，疑九。

革诰敕亦早，此系逆案，而邑丞之但身临史民也，疑十。

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哂而去之，疑十一。

期襄阳胡遂弗后，疑十二。

一再迹云南，必晤帝，疑十三。

帝既目善冠盖，而万里复走仲彬者再，疑十四。

岂不闻胡濙之出，又奚乎天台？疑十五。

间关晤接，无他言，而琐及所献，疑十六。

建文帝出亡之说，看似很完整，其实漏洞百出。最后，查继佐说：

按出亡之说，传二十有三，岂无一真？惟传二十有三，乃信无一真也。真则一而已矣。即让皇之谥，本自“逊国”二字来。此实录之后，史家不得已，分例逊国，以与“靖难”埓。秉笔者不免说谎，数百世安之。却逊与让之义，犹然为出亡作解也。出亡无其实，则宜升毅庙之谥，先为惠庙尊称烈，而让之一字已属代庙，似颇有合。夫代庙初实不让，取讥后世，而确未尝争之于先，宫中不闻一语示怫。迨监兴安敢公言复储，则内既无防，于谦最为信用，不闻榻前一语及私。且并无驰谕多助之举，总以母命称尊。及复辟后，有云“兄为之却好”。便作一谎曰让。犹之为太宗作谎称文皇帝。夫不争乃曰让，与尚武反曰文，犹彼上矣。⑾

这段话似颇为费解。它涉及了明成祖的靖难、建文帝的逊国；明英宗的夺门复辟、景泰帝的逊位；嘉靖帝的入统、明武宗的谥号及正统地位。一言以蔽之，与民间对建文帝态度的出发点不同，史官们为了“礼法”、“书法”，在文字上巧为周旋，最后不惜涂抹历史事实。所谓建文帝的让国，是统治者用以说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的借口。

还有一个很大的政治因素影响着对建文帝下落的宣传，清朝在入关之初，也同样遇到了尴尬的局面。崇祯帝自缢后，仍有儿子下落不明。清朝虽然控制了中央政权，但反清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一些反清复明的势力就奉“朱三太子”为旗帜。所以在当时，清廷力主朱三太子已死，绝不可能在民间躲藏，用此来断绝复明者的希望，以安人心。于是，清初的一些馆臣体会当政者的意思，便主张建文帝焚死之说，而同时指逊国诸书为伪书，以杜绝人们对朱三太子的影射。 　　　　　　　　

评论人：wwwhql 评论日期：2006-12-10 23:51

于是，关于建文史事的矛盾纠缠不清。

最后，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建文帝有后人吗？

有传说，建文帝逃出宫后，云游四方，晚年隐居于武昌，死后葬在武昌洪山。因建文帝改名为让銮，便以让为姓。最近，有人出示了《让氏家谱》，自称为建文帝的后代。其实，自称为建文帝之后的，还不止在湖北。据王崇武先生调查，抗战时期，“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⑿既然建文帝没有被烧死，又在各地生活了数十年，留下后代也是可能的。清初人查继佐记载的传说也有此一说。

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二《建文逸记》：“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郑氏家，后又纳一妾，生四子，冒姓曰陈、曰仝，二仍姓朱。朱姓之一，读书为庠生，正统中偶发狂，自云我允炆之后，合为尔等主人。行白县，郑氏诸生死挽之，得免，遂不留令之去”。⒀

历史上，关于建文帝的兄弟和建文帝的后代是怎样记载的呢？

皇太子朱标有5个儿子：

长子朱雄英，洪武十五年（1382）8岁时死去。

次子朱允炆，即建文帝。

三子朱允熥，建文元年封为吴王，封国在杭州，未就藩。朱棣即位，降为广泽王，居漳州。不久，召还京师，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永乐十五年（1417）卒。

四子朱允熞，建文元年（1399）封为衡王，朱棣即位，降为怀恩王，与朱允熥一起被召还京师，囚禁于凤阳，后来死去。

五子朱允　，建文元年（1399）封为徐王，朱棣即位，降为敷惠王，随母亲吕氏守太子朱标陵墓。永乐二年（1404）改为瓯宁王，奉太子朱标香火。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邸中起火暴死。

建文帝有两个儿子：

长子，朱文奎，建文元年（1399）立为太子，燕军攻入南京时已经7岁，下落不明。

次子，朱文圭，燕军攻入南京时年2岁，被朱棣囚禁在中都广安宫，号称建庶人。明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年）以后，可怜他无罪被长期关押，请示太后，派太监前往中都将其放出。英宗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大学士李贤说：“此尧舜之心也。”朱文圭居住在凤阳，可自由出入、结婚，给予阍者20人、婢妾10余人供使令。朱文圭自幼被囚禁，到此时已经57岁了，放出来后连牛马都不认识。不久，朱文圭也死了。

以上说了一大篇，回顾了迄今为止学界对建文帝下落之谜的认识。可以说，它仍然是个谜，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时，也不会再有新的研究和新的结论。如今，何歌劲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线索，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是否将面临突破？

这是从湘潭锦石何氏家族的世代传说引出的。在家传的《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

吾族汝川公，于明永乐二年由豫章来潭，即奉为不迁之祖。⒁

有云，吾族本明太祖朱元璋苗裔，因避建文之难改姓何氏。⒂

与此相表里的，是关于何福救主的记载。据《湘潭县志》记载，银塘何氏之祖是明初大将何福。何福历事洪武、建文、永乐三朝，屡立战功，永乐年间被封为宁远侯。《明史》记载，永乐八年北征回还后，被劾惧罪自杀。但《湘潭银塘何氏族谱》却记载何福说：

闻之先世相传，公智深勇沉，几莫能测。从北征还，成祖惑于谗，怒不可解。公阳告终于家，遂得释，而实归隐银塘，当时竟迄无知者。⒃

经过论证，何歌劲先生推断，居于湘潭锦石的朱元璋苗裔实为建文帝，当时的名字叫何必华。金川门之变后，建文帝逃出南京。前左军都督何福参与了建文帝逃亡的策划，他派家人护送建文帝逃亡。与何福家人一同护主的还有顾氏、齐氏的先祖。建文帝一度在江西临川栖身，于永乐二年来到湘潭银塘，与何氏结婚，改姓何氏，为锦石何氏之祖。后何福参与策划建文帝逃亡的事暴露，以自杀假报，也潜来湘潭，埋名隐居，为银塘何氏之祖。

何歌劲先生引用了大量文献资料、世代的民间传说和当地的民俗资料，进行了细密的论证和推理，其结论也是小心的。

关于建文帝的下落的说法，几百年来，不下数十种，何歌劲先生的说法则是全新的。何歌劲先生出示的资料以前没有人注意，自然，他提出的结论以前也闻所未闻。这些资料和结论，使迷雾重重的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路径。至少，它又丰富了关于建文帝下落的传说。这是何歌劲先生对破解建文帝下落之谜的一大贡献。

不过，我们还不能说建文帝下落之谜至此已经完全揭开。要证实何歌劲先生的结论，还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比如，关于建文帝的禁忌在英宗正统年间就已经松动，万历以后已经全无禁忌，像侥幸生存下来的方孝孺后裔，都已归宗恢复了方姓，为什么锦石何氏还没有改变？即使锦石何氏不恢复朱姓，也不妨明确那位朱元璋苗裔、锦石何必华就是朱允炆，为什么从明到清的几百年间都没有说明？还有，这位朱元璋苗裔避所谓建文之难，是指避建文削藩之难，还是避建文年间“靖难之役”之难？又如何确认这位朱元璋苗裔就是朱允炆，而不是朱元璋苗裔的其他人？等等。

虽然如此，何歌劲先生的研究还是很有价值的。他提出了全新的材料和全新的结论，使几乎无路可走的建文帝下落之谜的研究有可能再次推进，也许几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建文帝下落之谜将就此揭开。果能如此，厥功伟矣！因此，我支持何歌劲先生的研究成果出版，愿意为它写序，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

何歌劲先生告诉我，湘潭还有何必华（也许为建文帝朱允炆）、何福和齐氏先祖的坟墓，还有一些古老的遗址、遗迹。对它们的考察、认识，或许能对证实何歌劲先生的结论有所帮助。我也期待有机会到湘潭再走一走那熟悉的黄泥巴路，看看那里的山水，去拜谒那曾经擦肩而过的古老遗迹，聆听经久不衰的古老传说。不管它们是不是与建文帝有关，我们都会一同沐浴历史之风，领略先民时而矫健时而踉跄的足迹。 　　

毛佩琦 　

 2005年12月6日于北京太阳宫

⑴祝允明《野记》二，《国朝典故》卷三十二。

⑵顾起元《客座赘语•革除》。

⑶《明太宗实录》卷五。

⑷《明史》卷一百五十二，《王景传》。王景，“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实录。用张紞荐，除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成祖即位，擢学士。帝问葬建文帝礼，景顿首言：‘宜用天子礼。’从之。永乐六年卒于官”。

⑸《明史》卷一百四十五，《姚广孝传》。

⑹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一《列传•建文君出亡》。

⑺佚名《建文皇帝遗迹》，《国朝典故》卷十九；郎瑛《七修类稿》。

⑻《胡适论学近著》第一册，《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跋崇祯本＜逊国逸书＞残本》

⑼《明史》卷一百五十一，《严震直传》。

⑽沈德符《万历野获篇》卷一《列传•建文君出亡》。 　⑾查继佐《罪惟录》，志卷之三十二，《建文逸记》。

⑿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⒀查继佐《罪惟录》，卷三十二，《建文逸记》。

⒁民国十八年（1929）《湘潭锦石何氏七修族谱》卷一。

同上。

民国二十二年（1933）《湘潭银塘何氏八修族谱》卷二十八，《福公传》。以上族谱资料均引自何歌劲《建文帝之谜》。 　　

毛佩琦 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原副社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郑和下西洋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吴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馆长；中央电视台第十频道《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案”主讲学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

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论》、《永乐皇帝大传》、《郑成功评传》、《明清行政管理制度》、《中国明代政治史》（合著）、《中国明代军事史》（合著）；主编有：《岁月河山—图说中国历史》、《岁月风情—中国社会生活史》、《十大后妃》、《百卷本中国通史•明史10卷》、《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中国状元大典》、《四库全书大辞典•史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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